[1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依照宪法第86条，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21] 参见姬亚平：《机构改革对行政复议与诉讼的新要求》，载《人民法治》2018年Z1期。
该条第3款还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在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第3款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宪法的民主形式，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民主原则还认可其他的途径和形式，但这些民主途径和形式不得动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4]依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权力只有在来源于人民的时候，其拥有和行使才是合法的。然而我国宪法中的人民并不局限于全国人民。
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并与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一起对总理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而用爆炸物粉碎之，则是直接强制。
综上所述，费与税区分的关键就在于可归因于个人，具体判断标准包括:(1)额外成本原则。比如《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第22条第2款，许可机关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对有关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2)各机关学校间协助事项。这与西方一些国家通过征收拥堵费来减少道路拥堵的性质一样。
收费的项目、范围和标准应当公布。5申海平:《谁在设定行政收费项目?——基于318项行政收费设定依据和主体的实证研究》，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二是拥挤性公共物品的使用规费。就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孩童为损害判决中所指出的，由于医生的结扎手术失败而导致原告怀孕生子，即使孩子的出生是非原告所愿的，原告也不能因为孩子的抚养费用向医生请求财产损害赔偿。23StefanHabermann，GebührenfürGefahrenabwehr:DieLegitimitätderErhebungvonGebührenimLichtederStaatsaufgabenlehredesfreiheitlichenVerfassungsstaates，DunckerHumblot，Berlin，2011，S.289. 24关于行政收费分为行政规费、特许规费、使用规费和受益费，参见王锴:《论税与费的宪法基础》，载《税务研究》2009年第5期。21马志毅:《中国行政收费法律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有人会说，公共物品虽然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人利用，所以，只要使用了都需要缴费。比如《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授予许可证可以收取工本费，一般的流程都是先缴费再领证照，否则就可能担心当事人领了证照后逃费。第二，行政机关之间的公务协助不得收费。可见，行政规费无法用个别受益来解释。
对此，可能马上有人说，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110针对某人求救的出警或者消防队针对某失火住宅的施救，都可以向当事人收费了?因为这些都是针对特定人利益的。如果国家认为需要修建这条公路，完全可以通过给其多配置资金或者减少其他不必要的开支来进行，甚至发行公债，20所谓税收不足以支付修路资金是很难证明的。
行政机关在进行信息公开时能不能收取成本费，关键就要看该成本行政机关能否预见。20据学者介绍，在国外，发行收费公路债券是各国筹集建设资金运用较多、筹资比例较大的一种融资方式。
11其次，岳麓书院的收费不是基于岳麓书院的管理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合意而成，而是法定的结果。(一)行政收费和公用事业或公益性服务价格 我国《价格法》第18条规定，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1)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8《中国调降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年减负2亿元》，载《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3年第8期。笔者认为，很多部门之所以具有乱设定收费项目的冲动，就在于将收费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从而混淆了费跟税的区别。因此，一方面，该比例要考虑所利用公共资源的价值或者其稀缺性、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以及利用公共资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对生态的恢复和治理成本。这其中的差距可以用近年来我国开展行政收费项目的清理来解释，比如2017年就取消或停征了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如果有其他可以避免拥挤性出现的措施，就没有必要通过收费来诱导。收费是为了填补行政机关的额外成本，具有恢复原状的功能。
36在笔者看来，不仅加税增费要依法进行，减税降费也要依法进行。在笔者看来，我国行政收费所存在的乱象并非简单的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收费法》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在理论层面，没有解决行政收费的理由和标准。
注释: 1我国立法中更多采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概念，根据2018年《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第3条，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的费用。这两个原则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前者主要用于个别受益原则的收费类型，后者主要适用于额外成本原则的收费类型。
其次，行政收费表面上看是在国家提供了给付之后，但在现实中，行政机关完全有可能要求公民先缴费再提供服务。参见王国锋:《中国收费公路规制研究》，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34DieterBirk/RolfEckhoff，StaatsfinanzierungdurchGebührenundSteuern:Vor-undNachteileausjuristischerPerspektive，in:UteSacksofskyundJoachimWieland(Hrsg.)，VomSteuerstaatzumGebührenstaat，NomosVerlagsgesellschaft，Baden-Baden，2000，S.55. 35据学者统计，我国有7600多件红头文件被作为收费依据。比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第5条规定，海洋渔业资源费年征收金额，按照渔船前3年采捕水产品的平均年总产值1%至3%的幅度内确定。
实际上，行政许可的工本费、鉴定费、培训费和考试费等在设定行政许可、鉴定以及规定强制性的培训和考试时就应当预见到，这些成本不属于可归因于个人的原因引起的，让公民来承担是不合理的。比如同样是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3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其次，代履行不同于行政机关的直接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直接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工作职责，不需要收取费用。因为设定乱取决于费本身的正当性。
这也就是《旅游法》第43条第3款规定公益性的城市公园、博物馆、纪念馆等应当逐步免费开放的原因。这种使用规费的原因在于，森林、水、渔业资源等虽然可以再生，但由于其再生需要一定的过程，所以一定时间内被许可人的使用会导致其他人无法使用，故要由被许可人通过缴费来补偿其他人的损失。
经济诱导原则仍然符合可归因于个人，只不过这里的可归因是政策上的归因，而非法律上的归因。进入专题： 行政收费 额外成本 个别受益 经济诱导性 。14王贵松:《经济诱导措施与行政法的实效性保障——以社会抚养费为分析对象》，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3)与使用规费、特许规费是直接受益不同，受益费中的受益是间接受益(即受益不是必然的)，所以需要通过缴费来弥补国家的投资成本
[8]参见前引[4],姜明安主编书，第30—32页 [9]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传统行政法学对于行政管理技术手段研究较少。
对于行政法的运行研究来说，传统行政法学只研究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现代行政法学则必须同时研究作为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如律师协会的管理、惩戒行为，村民委员会制定、实施村规民约的行为。（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传统的民主、宪制和法治理论的挑战 在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机构与党的机构合并或者合署办公对传统的民主、宪制和法治理论形成了挑战。
这些创新和发展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争议解决四个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毫无疑问，这些软法在现代公共治理中是不可替代的。
